下面，按照缘起宗旨、所由原理和操作方法，廓清"知行合一"之要及侧重： 【问知行合一。

近年来，国家在不同层面上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振兴文化事业的举措，民间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因此吸取包括孔子和儒家文化以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服务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他们或以为推崇儒家文化可能会导致政治、意识形态的倒退。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式微，道家复兴，玄学盛行。对于今人看来错误乃至荒谬的地方，也应该既指其弊，又分析其时代的合理性。即使由教育机构和知识阶层倡导，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，或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，也难避御用之嫌和被标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。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，文化建设（特别是思想文化、道德修养等）的步伐则相对滞后。

因此，弘扬儒家文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。如果从这一点来看，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，就不必大惊小怪，更不必浮想联翩。此外如《孤愤》、《说难》、《说林》、《内外储》，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，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（如所举《庄子》：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诸篇，皆为伪作无疑）。

他们所说的法，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，要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，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。是故曰，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。如《尹文子》说： 法有四呈：一曰不变之法，君臣上下是也。荀卿不要法先王，是因为先王的制度文物太久远了，不可考了，不如后王的详备。

李斯既举荐韩非，何以后来又害杀他。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，看此两事，可以想见。

然而不可谓善射者，无常仪的也。（《显学》） 参验即是证据。是非既定，赏罚跟着来。或木或石，不害其方之相合也。

法家虽信无为的好处，但他们以为必须先有法然后可以无为。《韩非子》说： 释法术而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。故说：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。大概韩王遣韩非入秦说秦王存韩，是事实。

申不害不擅其法，不一其宪令。这是说用法可以塞怨望。

他的历史进化论，把古代分作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个时期。第三种是刑赏的法律，后人用法字单指这第三种（佛家所谓法，（达摩）不在此例）。

中国的政治学说，自古代到近世，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。且世之所谓贤者，贞信之行也。慎到说的最好： 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。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，使万事皆归于一，百度皆准于法。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，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。上章曾说过慎到论法的客观性（参看）。

这可见儒家的正名主义乃是法家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。法的作用要能齐天下之动。

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，以有礼乐刑政也。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于学者日众，是世之所以乱也。

二曰齐俗之法，能鄙同异是也。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，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（说详第一篇），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世纪史料的参考。

凡合于某法的某案情，都该依某法所定的处分：这便是控名以责实（如云凡杀人者死。这个观念得墨家的影响最大。这种政策功效极大，秦国渐渐富强，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。古人把用说桎梏以往六字连读，把言说的说解作脱字，便错了。

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，以有毂辐也。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，则民无从识之矣。

这固是法家的长处，但法家的短处也在此。……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守规矩尺寸，则万不失矣。

又如那些武人随意枪毙人，这都是用刑罚，却不是用法。荀子说：墨子有见于齐，无见于畸（《天论》篇）。

觉而使之视，问而使之对，则喑盲者穷矣。每一时期，有那一时期的需要，便有那时期的事业。例如杀人须分故杀与误杀。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，守中拙之所万不失，则人力尽而功名立。

执一以静，令名自正，赏罚随名，民莫不敬。譬如儿子是当孝顺父母的，如今说此子不子，是名实不合，便是非，便有罚了。

是以圣人不务循古，不法常可，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。

晋之故法未息，而韩之新法又生。用人不得〈为〉非，一国可使齐。